傲世皇朝主管怎么联系？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茶作为中国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烙印与民族烙印。而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中国的茶文化也在韩国、日本等国家被广泛传播。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礼仪和风俗习惯，更传播了蕴含在茶文化中的中国独特的儒、释、道相融合的思想精神。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仅是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盛行茶文化的国家。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内容。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吹响了关注、研究与拓展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文化开始渗透到宫廷和社会，深入到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有关茶的丰富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国茶文化始于神农，兴盛于宋，盛行于明清，传承至今，并将继续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而延续下去。中国与韩国很早就有了友好交往，茶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也传播到韩国，茶文化也随之在韩国盛行。

　　茶文化由茶“物质”和茶“精神”两个方面构成。茶文化不仅包含了与茶相关的生产劳动，比如种茶、采茶、炒茶等，也包括与茶相关的艺术创造、观念意识和习俗方式等。茶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有关茶的‘精神财富’部分”。[1]

　　从茶作为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说，我们从直观的角度了解到丰富多彩的茶叶种类和别具特色的精美茶具，较为隐型的是各种茶类独特的种植方法、采摘手段及饮用方法。中国的茶种类繁多，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茶具种类庞杂，涵盖了许多方面，包含采茶工具、蒸茶工具、干燥工具、冲饮工具等。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茶也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与之相配套的采摘手段与配制方法。茶文化在中国完全上升到了“艺”与“道”的层面。

　　中国茶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象征标志之一，在精神方面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是由茶艺引申出来的茶道，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的“德”为中心，注重人的思想、品德和修养。茶文化就其精神内涵来看，既包含儒家的内省、尊敬、伦理、凝聚，又包含佛家的宁静致远、空灵、禅学，同时又包含道家的自然、养生与清静无为。冲泡茶的过程，能够舒缓人的心情，在品茗的审美意境当中消除人的烦恼，反省自身，达到精神的宁静与平和，让人体会到茶中的“道”的精神。

　　中国的茶艺通过表演茶艺的器具和茶艺表演过程本身体现出来，茶艺在演变和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一种“道”，达到一种空灵的、超脱凡俗的美学意境。茶艺和茶礼当中敬让宾客的行为体现了儒家的谦让、尊重、伦理与和谐统一的特点。在茶的冲泡和品尝的过程当中，表现了佛家“悟”的精神，并延伸出“茶禅一道”的哲理。在茶的炒制和种植过程中，体现出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内涵。在茶艺的欣赏过程当中，人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升华，达到心灵上的宁静与反省，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和谐自然的处世哲学。

　　“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与文化传播紧密关联。”[2]

　　中国很早就向东亚各国传播文化，并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而“东亚文化圈实际上是一个有层次、分先后的时空结构：中国本土文明是其主干，朝鲜、韩国、越南文化为其两翼，日本文化在其边线，而东南亚华人社会则成为它伸向外部的触须”。[3]韩国，位于亚州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地理位置与中国接近，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与韩国进行友好交往的历史由来已久，自远古旧石器时代以来，朝鲜半岛就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这样说，中国在远古时期就与韩国有了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而茶文化，也在中国与韩国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国，并形成了独具韩国特色的茶文化。

　　“跨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没有跨越文化的传播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更没有人类的进化和文明。”[4]中国茶文化在韩国进行跨文化传播，韩国在本民族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对茶文化进行了理性的选择与解读，并最终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茶文化。这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交往，更有助于双方文化的传播和进步，在文化传播的进程当中，茶文化更加广泛的流传开来。

　　茶文化在韩国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在韩国兴德王三年，即唐文宗太和二年，韩国就已经从中国引进了茶种，并开始种茶、饮茶。韩国的茶文化就此萌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因此，中国与韩国便把炎帝神农氏称为“茶圣”。韩国接受中国茶文化并进行本土化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孕育茶文化的三国时期，饮茶之风盛行的高丽时代，茶文化衰微与复兴的朝鲜时代，韩国茶文化在日治时期、南北韩时代的自主与发展时代。在三国时代，朝鲜半岛分为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中国与朝鲜半岛诸国进行茶叶贸易，僧侣和贵族也开始产生饮茶这一习俗，茶道思想开始孕育，茶文化在韩国诞生。在高丽时代，由于茶树种植面积的增加，各地开始设置茶所，以便征收茶叶，茶园、茶艺以及青瓷等文化有了极大发展。高丽的青瓷艺术继承宋朝越州秘色窑的生产技术，并加以改进，形成了“象嵌青瓷”的独特艺术；高丽时代的茶礼也比较完备，在宫廷之别设有茶房，用来专门管理宫中茶汤和药汤的供应，并设有行炉军士和茶担军士，行炉军士带着香炉、茶风炉、提炉等，茶担军士则担着皇上御用的茶。不仅如此，在高丽的春之燃灯和冬之关会这两大传统祝祭活动之中，都会举行以茶为主的茶礼，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朝鲜时代时期，佛教影响力日益衰弱，茶也被当做是丧志的东西而被丢弃，茶园也因缺乏管理而逐渐荒芜，茶文化也随之衰落。后来，茶文化在草衣禅师和丁若镛等人的极力倡导下再次蓬勃发展。1910年，日本入侵朝鲜之后，由于日本政治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封锁和文化上的强制入侵，韩国茶文化受到日本茶文化的极大压制，日本式的茶室遍布韩国。1945年，韩国独立之后，日本茶道作为生活化应用的形式基本消失，日本式的茶室也改为韩国式，但日本茶文化还是在韩国产生了影响。如今，韩国现代茶文化与茶道效仿古礼，寻求高丽时代的茶文化习惯。

　　现在，韩国定型茶礼的基本精神内涵为“和、敬、俭、真”，传承了中国茶文化的价值观念，并继承了儒释道的基本精神。“和”代表着和谐自然，主张人与人相处和睦，互帮互助，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体现了儒家“仁”的观点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敬”不仅代表着尊敬他人，更代表着敬天地与鬼神，融合了儒家伦理观念。“俭”，即俭朴廉政，倡导节约，体现道家和佛教思想。“真”即人的本心，为人正直善良，做事不违本心，待人真情实意注重内省，体现了佛教“悟”的思想和儒家自省的观点。可以说，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不仅传播了茶文化本身，更传播了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与道家、佛教相融合的中国精神。

　　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的周穆王西征、徐福东渡、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等等，是跨文化传播的重大事件；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川流不息的遣唐使，堪称人类历史中跨文化传播的典型范例。距今六百年前，郑和船队七次跨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拉开了人类走上世界往舞台的序幕。将视线转移到西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伟大的探险家迪亚士、达・伽玛、哥伦布等人的足迹从欧洲延伸到世界各地，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辉煌时代，伴随而来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交往，人类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开始了新的篇章。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的群体、种族、民族不仅进行了器物和技术的交流，也进行了思想与文化的跨文化交流。器物与技术往往是看得见的，易被人感知的文化因素，而器物与技术之下隐含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也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

　　中国茶文化在韩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不仅给韩国传授了茶礼、茶具以及关于茶的种植、培养的各种知识，也传播了茶文化所蕴含的儒释道的精神和观点，并由此对韩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就政治领域来说，茶文化已经成为韩国政府接待外宾、进行政治对话的必备之物，敬茶和请人饮茶不仅成为向他人传递友好、表达友谊、促进谈话顺利进行的礼仪，而且也成为政治上与他人斡旋的一种手段。从经济领域来说，茶文化盛行必然带动茶叶产销量的增加以及与茶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从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从文化方面来说，茶文化给人带来思想的宁静，陶冶人的身心，促进精神世界的构建。不仅如此，茶文化还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相关诗文层出不穷，为作家带来新的灵感。从饮食与健康角度来讲，茶具有保健的功能，饮茶能止渴生津、明目健脑、消食祛毒、清喉去痰，还有防癌抗癌的作用。茶文化的传播促进韩国整体风貌的改进，促进整个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提升。

　　“哪儿有人类交往哪儿就有交流，交流是人们生存与社交以及保护自身文化的必由之路”。[5]在历史当中，中国和韩国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但就茶文化来说，中国对韩国进行的是单方面的跨文化传播，在这一绵延不断地传播过程当中，中国将茶礼、茶具等知识传播到韩国，韩国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了民族性的改造，使韩国民众适应和接受中国茶文化，并产生了适合韩国自身的茶文化。韩国虽然改变了中国茶文化当中的一些礼仪习俗，但深深植根于中国茶文化当中的儒释道的中国民族思想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韩国人的茶文化及韩国人的思想精神，从而对韩国产生了物质和精神多层方面的影响。

　　[1]檀亚芳，刘学芬.茶文化与茶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习俗是经历史发展形成且为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的一种社会现象，其文化内涵非常深厚，影响力相当强大。风俗习惯包括个人或集体已经形成习惯礼节与传统风尚，是既定社会范围内，由世代人们流传下来的行为模式与规范。风俗习惯是民族性格的象征，中西方习俗差异深入到各个细微之处，了解一国习俗，有利于真正理解和运用该国的语言。

　　中西方价值观念一直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中国历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与影响，儒家思想主推“仁”，“利他”观念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西方则信仰个人主义，坚持个人利益不容侵犯，“利己”观念在西方文化中已经被达成共识。

　　政治制度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是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它不仅受经济的影响，还受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政治制度出现明显差异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在此之前，双方政治均实行原始民主制，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在过后的发展中，这种差异进一步加深，最终西方国家过度到以国家制度为基础的政治民主制度，中国的原始民主制完全消失，并被专制君主制度占据了两千多年。

　　西方社会因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对平等自由的观念很深。在商务活动中，以英美为代表的诸国尤以平等主义价值观为理念，西方人喜欢用具体的方式、具体的数据介绍具体情况。注重实际利益的美国人，在进行交易时，大多进行客观报价，在买卖关系上，视买方与卖方为平等关系。而东方人因长期受等级观念的影响，在商业活动中，平等方面则没有西方人做得好。例如，日本人擅长做大蛋糕，却不懂得公平划分蛋糕。在日本买卖中，顾客被尊为上帝，卖方往往顺从买方的意愿与需求，由此看出，利润更偏向于买方。中国商者往往采用“单赢”策略，涉及到经济利益时，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忽视对方的利益。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相对成熟，在谈判者多以“双赢”战略为主。

　　语言交流障碍是国际商务谈判中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很多谈判都是因为语言误解影响了谈判进度。西方人习惯明确、具体地用语言文字表达，谈判者皆以坦率、直接的方式进行谈判与交流。我国语言文化博大精深，中国谈判者善用委婉、迂回的方式来传递、表达信息，比如在表示拒绝之意的时候，通常不直接说“不”，而需要听者领悟话者的言外之意。中国谈判者善用的非语言表达方式也相对委婉，例如在表示歉意的时候，多以微笑来表达，但西方人可能会认为这种道歉没有诚意。

　　商务谈判与人际相处一样，应学会尊重对方、真诚对待对方，尊重对方包括尊重对方的人格、价值观等文化差异，以及对对方的看法与利益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周围的世界存在看法差异，会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在进行国际商务谈判时，不应拿本国文化道德标准作为衡量别国人们行为的标尺，也不应将自己的观点与行为方式强加给别人。尊重文化差异，是促进沟通，发成经济或贸易合作方面共识的重要举措。

　　现代社会的所有商务活动都是基于法律关系进行的，但因经济与文化背景的差异，致使中西方法律观念具有显著差异。西方国家律法制度较完善，法律观念强烈，而中国由于长期受到等级观念与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法律观念相对薄弱，造成中国谈判者在谈判过程中更为重视人际关系与非正式处理方式。在此环境中，中国人应完善健全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在进行国际谈判时发生纠纷，要懂得采取法律措施保护自身权利与义务。

　　市场营销对于提高企业营销素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取胜具有重要作用。而国际市场营销是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都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中小企业在进行国际市场营销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文化主要是指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创造累积起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在某个地区或国家对人们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对该地区之外的人们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即不同社会的文化具有差异性。文化差异则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传统、衣着与打扮、食品与饮食习惯、思维方式等多个方面的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对国际营销活动中的促销策略、产品策略、渠道策略等企业国际营销决策方面都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掌握并且运用文化差异是企业顺利开展国际营销活动的前提和保证。

　　中小企业对我们经济的持续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集中民间资本拉动内需，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解决就业问题，新增就业岗位，缓解就业问题，实现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等方面。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很多中小企业都是一直在国内进行市场开拓和发展，很少走出国门开拓国外市场，而且由于政策、汇率等因素也会影响中小企业开展国际市场的决定。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与贸易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显现出来，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猛。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激烈竞争环境已经形成，同时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使国际市场营销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受到不小的冲击，大量的中小企业处于生死边缘。伴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复苏，我国的中小企业必须走出国门，直接地引进和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先进技术，增强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建立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网点，才能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拓展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而维持自身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中小企业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

　　国际市场营销是跨国界的商务活动，其主要特点有国际性、差异性和多国性等，使得开展起来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而跨国界进行商务活动会面临着各国不同的文化环境，即文化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带来了消费态度和消费行为的不同。各国文化的差异是企业在国际市场营销中实行差异化营销的重要原因。在中小企业进行国际市场营销中，一些语言不同造成的困扰、异国消费者行为的差异、其他民族的排他性、不同的审美倾向等文化差异影响，中小企业要认识到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自身在各国开展国际市场营销带来一些机遇，文化差异对国际市场营销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对企业的产品各有不同的需求和偏好。如果中小企业由于缺乏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使文化成为市场交易的壁垒。那么对中小企业而言，即使价格再实惠，产品种类再多，如果忽略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也难以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对于同一个词语，不同的国际和地区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比如我国的“大象”牌电池在东南亚市场倍受青睐，但在打入欧美市场时却无人问津，因为东南亚大多数人把大象看作吉祥与幸运的象征，而在欧美国家，大象却是蠢笨的化身。所以企业进行跨国营销必然要熟悉目标国家语言和文字，与各国的政府、顾客、中间商、传媒等各个方面进行沟通，不能正确理解目标国家的语言文字就会产生沟通障碍，营销就难以达到目标。

　　风俗习惯包括很多内容，一国的饮食结构、交往方式、图案和颜色的偏好、对某些动植物的好恶以及约定俗成的一些习惯和礼节都属于风俗习惯的范畴。比如美国人银行账户存款相对不多，他们崇尚享受，乐于贷款消费，拥有丰富的消费品；中国人喜欢将钱存起来，大多具有传统的节俭习惯。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身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风俗和习惯，这对于各个国家的消费嗜好、消费方式、购买行为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营销人员在他国进行市场营销活动时要认识到存在哪些禁忌，尊重这些禁忌，并在开展营销中避开因为这些禁忌给消费者造成的误解。比如穆斯林是禁止饮酒的，所以无论是法国的葡萄酒、苏格兰的威士忌，还是德国的啤酒，在穆斯林国家都没有市场。

　　众所周知，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宗教属于文化中深层的东西，对于人的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有深刻影响。比如对中东一些国家进行大宗的猪肉贸易显然是不可行的。可见，在市场营销方面，会影响着人们的需求动机和购买行为。而且宗教组织也是不可忽视的消费力量，他们是重要的团体购买者，同时也对其教徒的购买决策起着引导作用。企业如果忽视宗教对营销的影响，结果往往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而圣诞节在欧美国家也意味着购物节，许多厂商借此机会竞相促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商务活动，而活动的核心则是市场营销。因此，中小企业的营销人员在进行国际市场营销时应该充分了解目标市场的文化背景，尊重其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从而采取更有力的市场营销策略。（作者单位：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20世纪末以来，茶文化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学科分支，开始进入高等院校的教育体系。目前已经有一些高等院校将其设为一门专业，本人尝试在我们这样的金融类院校开设一门中国茶文化选修课，从师资知识结构层面来讲，必然先天不足。但可以扬长避短，侧重茶文化的人文性，有选择讲授茶的自然科学知识。试图搭建一个平台，让学生通过茶了解中国文化，同时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在浮躁中得到安宁。

　　课程是实施培养目标的具体手段，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传承中华文化是值得探索的课题。根据本人近几年来在全校开设选修课课程的经验来看，选择什么样内容的课程，与能否培养学生人文素质、能否传承中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中国茶文化》是一门科普性、操作性、艺术性、思想性（这一点特性主要体现在茶道中）很强的公共选修课，在我院尝试开这门选修课有如下几个目的与意义：一则为不懂茶叶的学生普及茶叶科学知识，为爱好茶叶的学生丰富茶叶科学知识。二则让学生了解茶和茶文化的发展史，开阔视野，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三则侧重让学生了解茶文化中所蕴含的重德、尚和、崇俭、贵真的茶文化精神，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四则希望学生们能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领会茶道这一核心精神，学会从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和品味美，少一份焦虑和浮躁，多一份趣味和涵养。五则利用茶这一文化载体，让学生通过茶文化的学习，树立艰苦朴素的文化理念，厉行节约，不盲目攀比。

　　选用了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九州出版社）这本非教材系列的、学术性比较强的著作。这本书不仅全面地介绍了中国茶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从哲学层面论述了其由技而艺，由艺而道的核心精神，以及儒、道、佛各家的茶文化特点和思想。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连印数版，被读者称为“茶道、茶艺、茶文化入门的基本读物”和“中国茶文化的理论性著作”。

　　本人以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为底本，设计教学内容时偏重于茶文化的人文科学一面，设计以下教学内容：第一章，茶及茶文化的发展历史；第二章，茶艺；第三章，茶道；这两章是中国茶文化的两大核心，讲茶艺不仅仅是讲点茶技法，更侧重在选茗、蓄水、备具、烹煮、品饮，整个过程中包含的艺术精神。而茶道因其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高度契合，成为我们学习的重点。第四章，茶礼茶仪茶俗；第五章，与茶相关的众多文化现象；第六章，茶文化与各族人民生活；第七章，茶叶的分类、加工原理、贮藏保鲜方法；第八章，茶叶品质评定与各种茶的鉴别方法；第九章，茶叶的营养成分与保健功能。前六章内容基本以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为主线，后三章属于自然学科方面且是独立自成体系的内容，参考了茶学方面的专业教材，以周巨根、朱永兴主编的《茶学概论》为主要参照。

　　在教学思想上，本课程强调趣味性、文化性、互动性、研究性，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本人主要采用的教学手段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课堂讲授。在讲授过程中努力反映茶学学科的特色与精华，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在深度和广度上体现茶叶（尤其是名茶）在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的适用性，使我们这样的金融类院校的非茶学专业的学生以及茶叶兴趣爱好者对茶叶知识有科学、全面的了解，提升其茶文化素养。对于茶道部分主要是讲授，介绍各门派的分类标准和类别，同时将自己比较认同的派别做细化讲解，其他只抛砖引玉，启发学生自己多做研究性探讨。二是充分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本课程的内容与特点十分适合运用多媒体方式进行授课，在教学过程播放一些茶音乐或展示一些与茶有关的电子图片、茶画、纪录片等，通过多种形式的茶文化资料展示，不仅能够活跃课堂气氛，更好地把茶文化的内容展示出来，而且还能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心境中喜欢茶文化，接受茶文化的熏陶，大大增强了学生对茶文化的学习研究兴趣，收到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三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他们参与教学过程，布置展示主题，分组、限时进行课堂展示。学生在备讲过程中，从收集文字、音频、视频等资料到制作PPT、课堂展示，都分工合作，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精神，可谓一箭双雕。

　　本课程采用的考核方法分两部分，一是平时考核。这一部分由三块组成，即在学习本课程期间要求学生写课程学习心得、课堂展示、考勤，以此综合作为平时成绩。这部分的重点放在写学习心得的考核上。二是期末考核。期末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以论文的形式考核。为确保论文的质量，提前四周布置论题范围，本人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为学生简要讲授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及规范要求，规定完成的论文不能少于五个参考文献。这两项作业要求学生必须以手写的形式完成。

　　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为人类文明留下绚丽光辉的一页。因而其相关方面的创造内容可谓浩繁卷帙，令人目不暇接。如何精挑细选，如何做到讲解时声情并茂，又能紧密联系实际，又能说出相关的经验和感受，笔者认为难度比较大。在十几个周的教学实践中，本人深切体会到茶文化课对授课者的语言、文字和指导实践的示范传授能力要求极高，甚至在艺术素养和个人品味上也有极高的要求。

　　先天的不足靠勤奋努力可以弥补，但教学资源匮乏非本人一己之力可以改善。茶文化内容的许多方面表现为实物展示和现场即兴方式。如茶的自然科学性和茶的文化艺术的结晶，以及茶与民俗方面的创作等，还有如茶艺展示以现场即兴较合适。教学中唯有以实物和现场展示的形式，才容易被学生了解、记忆，也便于学生引起有关方面的共鸣。所以，只能调整自己，定位要准，开这样的课势必只能浮光猎影，不可深海探宝。既然是只企鹅就永远别想成为热带鱼，美梦醒后，初步设想率先在财经传媒系成立大学生的茶文化社团，为真正喜欢茶的学生搭建一个交流提高的平台，帮助学生对茶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提高认识。

　　最后高校应该加大对公选课的资金投入，对于优秀的公选课要给予适当的奖励，打造精品课程。除了教师主动提出开课申请外，学校还应合理调配教师资源，还应该积极邀请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做兼职教授或讲座教授，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茶在中国已经超越了自身固有的物质属性，迈入精神领域，成为一种修养。作为一门与专业无关的文化素质类选修课，有那么多学生选课，并不是课讲得有多么好，而是折射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心灵需要。但是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我们短短的36学时，只能是论其皮毛，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但笔者将不断研究学习新知，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尽心尽力把中华茶文化的种子传播到每一个真诚的心灵中。

　　[2]刘桂华,高旭辉.金哲.茶文化与大学和谐校园的建设[J].中国茶叶加工,2010(3).

　　茶源于中国，兴于亚洲，传播于世界，茶的故乡在中国。而茶的原产地在哪里？中华大地上关于茶的原产地有多种说法。西南说有云贵高原的大茶树为凭；西北说取《华阳国志 巴志》及蒙顶山茶文化佐证；巴蜀说为陆羽《茶经》所记；华南说以神农氏在湖南的茶陵为由；江浙说更有考古实物和史事记载。各家所说，自有理由。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地理环境不同，茶又有红、绿、黄、白、青、黑之分，多元说无可厚非，以绿茶而论，江浙说凿凿有据。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探索绿茶之源，揭开了茶文化史上新的一页。

　　1973年发现的余姚河姆渡遗址，表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遗址上发现人工栽培的水稻，当时有些自持为稻谷原产地国家的专家，始则怀疑，继之倾倒，至今世界上人工栽培水稻出自河姆渡再无异议。而茶的原产地在中国，对境外人士来说，早已认同。但对于茶产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江浙一带、在浙东四明山上，中华茶界人士难免心存疑窦。其实，2004年9月在四川雅安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其论文集首篇已有文章透露，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内有原始茶遗存。

　　原始茶遗存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演绎成何种文化形态？发掘整理积淀的茶文化，实施茶文化工程，有待余姚动用大手笔。

　　2008年，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启动绿茶探源活动，邀请全国著名的茶文化专家来到余姚，在紧依河姆渡遗址的四明山上，两次到《茶经》所记的瀑布泉岭考察，并于同年11月底，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宁波茶文化促进会、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联合举办“中国绿茶探源暨余姚瀑布仙茗研讨会”，专家学者和相关领导形成了著名的《余姚共识》，共识认定：科学考古，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樟科植物遗存，符合原始茶充饥、解渴和防病的古老饮茶习惯，余姚有原始茶源头。共识又指出，文字记载，由汉仙人丹丘子示余姚人虞洪以大茗，演绎到唐代名茶瀑布仙茗，为中国最早的产茶地之一。

　　《影响中国茶文化史的瀑布仙茗》一书，以《河姆问茶》为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仙茗发新韵》收录《余姚共识》作结，具体地演绎了中国最早的茶类绿茶之源和它的茶文化轨迹。

　　2008年在茶文化史上余姚有两大茶事，事先互不相关，年底回归同宗，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桩是专家学者考察绿茶之源，发表《余姚共识》；另一桩是考古发现田螺山遗址有古茶树根。

　　与河姆渡遗址相邻的田螺山遗址，由浙江省文物局和北京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于2004年发掘考古，并请日本金泽大学、东北大学教授参与研究，于2008年作出《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的综合研究结项报告》，同年12月1日《参考消息》发表题为《中日专家发现六千年前茶地遗址》一文，指出“此次发现表明，茶叶可能在更早阶段已被栽培，对探索茶叶起源意义重大”。

　　六千年前余姚有茶地，令人大开眼界。各地茶学、茶文化及考古学专家和相关领导纷纷前往田螺山遗址考察古茶树根原委。

　　2004年上半年，在田螺山遗址1米多深的地下出土了多个块状和干条状的树根，它出土时全部直立，并大于建筑遗址附近。这些植物明显具有人工栽培的特征。日本东北大学铃木三男、金泽大学中村慎一等6位考古教授鉴定，此处6个树根样品均为山茶属树根，鉴定指出：“经过分析木材样本，结果显示均为山茶属的同种树木。……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山

　　第十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政协原主席、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刘枫题词。

　　茶属的树木是人工种植的，其木材结构与栽培茶树一致，这也能够证明这些山茶属木材确为茶树。 ”

　　为进一步证明田螺山出土的树根为茶树，最有力的证据是现代生化检测，树根是否有茶树独有的茶氨酸成分。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依靠权威部门和专家检测，这些植物树根含茶氨酸，但含量明显少于当代茶树根，当时认为与六千年的年代久远相关。其实是考古检测过程中忽略了一个环节，经考古领队孙国平研究员介绍，茶树根出土后，为防止风化变形，五年来一直浸泡在水中保存。有关茶专家猛然醒悟，茶氨酸极易溶于水中。于是再把茶树根连同浸泡过的水做再次检验。经农业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测定，茶氨酸的含量明显增多。

　　田螺山遗址同属河姆渡文化系列，这块四明山北麓的余姚古土，6000年前已有人工栽培的茶树。

　　从原始茶、古茶树根以来，余姚茶文化在六千年中同样璀璨夺目。茶文化专家形成的《余姚共识》，就是以瀑布仙茗为代表。

　　事情还得从中日交往的一段佳线多年前，日本有一代表团到杭州，他们在品尝和礼赞西湖龙井后，提出可否品尝瀑布仙茗。接待人员心中没底，只得委婉解释，暂无备用，留待下次再品。说来外交无小事。在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年代，事后由省供销社通知各县，寻访瀑布仙茗。绿茶主产区余姚有关人士走茶山、访茶农、读方志、查史料，终于在四明山上白水冲，找到日本客人期盼的瀑布仙茗。同期还找到了瀑布仙茗的最早文字记载，见诸《神异记》：

　　“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羊），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 ’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

　　《神异记》作者曾以西汉名士东方朔具名，后人考证为西晋洛阳道士王浮所写。陆羽《茶经》记其事，赐茶给余姚人的是汉仙人丹丘子，把大茗命名为仙茗，并在《茶经 八之出》中指明，“浙东以越州上，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 ”《鲁迅全集 古小说钩沉》也有收录。《浙江省农业志》关于记述浙江茶叶篇章中，首篇就是丹丘子示虞洪、山中有大茗，为浙江茶叶生产最早的记载。

　　这桩汉魏六朝的茶事，按西晋王浮所写计算，也有1700多年历史，与有的地方茶叶产出年代更早相比，别处多为后人所写，并且记的是传说。唐代之前的茶事文献，寥若晨星，即使片言只语，也常作为引经据典的实证。《神异记》所述的余姚茶事，有人物、有对话、有情节、有行动，写得如此具体生动，在当时全国也是少有的。在瀑布仙茗原产地的遗址上，2009年4月，宁波市人民政府设立了“瀑布泉岭古茶碑”。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向全国一批“中华文化名茶”和“中国茶文化之乡”名录。根据余姚茶的历史地位，余姚市是第一个被授予两块牌匾的地方。在《影响中国茶文化史的瀑布仙茗》一书中，列出专章，分别记叙了第一个中华文化名茶，第一个中国茶文化之乡。全国政协文史学习委副主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国富亲自为该书作序。序言申明：“瀑布仙茗作为绿茶代表，河姆渡遗址的原始茶遗址应是其源头，六千年田螺山古茶树根更可

　　作证。在漫长的汉魏六朝岁月中，余姚茶传播到长安、洛阳等地。唐宋以来位列名茶，虽经沉浮，仍名垂千秋，堪称中国第一古名茶，其产地可谓中国绿茶之源。”

　　瀑布仙茗原产地在白水冲大瀑布上端，那里风光秀美，植被苍翠，溪流纵横，云蒸霞蔚，形成独立的小气候，至今还有石骨嶙峋的古茶树遗存，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文优势。那里地处北纬30°附近，专家发现全球北纬 30°附近有名山大川、奇山异水,又有金字塔、“空中花园”、河姆渡遗址等奇迹，中国的十大名茶中，西湖龙井、祁门红茶、蒙顶甘露等六只名茶，也处于北纬30°附近。瀑布仙茗出产在有奇迹的土地上，适逢盛世，亮点纷呈。

　　在全国性茶叶参赛评奖中，瀑布仙茗多次获得金奖，被列为浙江省十大地理标志区域品牌、中国驰名商标，入选中国鼎尖名茶、上海世博会中国元素礼品茶。瀑布仙茗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优良品质，成为馈送亲友的礼品。它的产品结构已经发展成绿、白、黄三大系列，每个系列又有若干等级，受到广大消费者欢迎。

　　在历史长河中，名茶由大茗、仙茗到瀑布仙茗，现在正步向更大规模的明州仙茗。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影响中国茶文化史的瀑布仙茗》精装本，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刘枫题写书名，打开书页，装帧精美，图文并茂，每节文字以名诗作引子，无论浏览还是细读，都会开卷有益。

　　全书文字精益求精，10余万字，数易其稿，文史出版社编审评价全书文笔流畅，文字精悍。又倾余姚市摄影家协会之力，从数千张图片中精选图片入书。从2010年2月着手启动书稿，到2011年10月成新书，上架新华书店。在20个月时间内，撰有形之文于帷幄，事先写无字之书于大地，前前后后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

　　在完成本书的茶文化工程中，值得一写编委会主任叶沛芳先生的书外佳话。出本好书，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而有了钱，不一定能出好书。叶沛芳在筹取资金的同时，更多的精力投放在编辑工作上。他曾任慈溪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来从余姚市的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现任余姚市茶文化促进会会长深谙好书，既是个体脑力劳动的心血结晶，又必须依靠众人智慧，集思广益。他曾说：“这本书如果出了差错，责任由我承担。 ”从讨论全书的编写大纲、文稿修改到照片选定等一系列工作中，叶沛芳主持了13次编委会议，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对书稿逐字逐句讨论，文字去掉粉饰，提倡白描，表达真意。在编写过程中，既发扬民主，又高度集中，编委会主任真正履职到位。

　　《影响中国茶文化史的瀑布仙茗》已由浙江图书馆、宁波图书馆的地方文献部以及天一阁博物馆收藏。大批量书本在社会上流转，并向世人宣告：到目前为止，余姚是人类煮饮“原始茶”最早的地方，也是世界上人工栽培茶树最早的地方。至少在晋代之前出产的仙茗，为陆羽《茶经》所称颂，《茶经》还赞扬余姚越窑青瓷是全国最好的茶具。当你处在清幽的环境里，伴着幽幽丝竹，品尝神仙赐予的仙茗，可以陶冶身心，领略有滋有味的人生。